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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春秋决狱”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。
“春秋决狱”是汉朝中期以后，统治者寻求儒家经义与法律制度结合相结合，推行法律儒家化的一种手段。3
“原心定罪”、“亲亲得相首匿”是“春秋决狱”的两个重要的原则。
（一）“原心定罪”
董仲舒曾说：“春秋之听狱也，必本其事而原其志，志邪者不待成，首恶者罪特重，本直者其论青。”4即根据案情事实，追究行为人的动机；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“忠”、“孝”精神，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，也可以减免刑罚。相反，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所倡导的精神，即使没有构成社会危害，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。在《太平预览》里有这样的两个判例，体现了“原心定罪”这一基本原则。判例一：子误伤父。“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，丙以佩刀刺乙，甲即仗击丙，误伤乙，甲当何论？或曰：殴父也，当枭首。论曰：臣愚以为，父子至亲也，闻其斗，莫不有怵惕之心，扶仗而救之，非所以欲诟父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许止父病，进药于其父而卒，君子原心，赦而不诛。甲非律所谓殴父，不当坐。”判例二：夫死再嫁。“甲夫乙将船，会海盛风，船没溺流，死亡，不得葬。四月，甲母丙即嫁甲。欲皆何论？或曰：甲夫死未葬，法无许嫁。以私为人妻，当弃市。议曰：臣愚以为，《春秋》之义，言夫人归于齐，言夫死无男，有更嫁之道也。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，听从为顺，嫁之者归也。甲又尊者所嫁，无淫之心，非私为人妻也。明于决事，皆无罪名，不当坐。”5
“原心定罪”更加看重主观的动机，这较之结果责任原则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由于“儒家经典文意深奥，内容笼统，甚至前后矛盾”6，因此，以《春秋》断案，在实际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观臆断为转移，这就加大了司法的腐败，司法官员甚至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曲解儒家的经义，而不能真正的作到“原其心”，使冤假错案频频发生。国学大师刘师培曾说“名曰以经决狱，实则便于酷吏舞文”7。
二）亲亲得相首匿
“汉宣帝地节四年，宣帝诏曰：父子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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